文论经纬：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编者按：近代以来，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古国，遭遇了“走向世界的挫折”，深陷过文化自卑。但中华儿女硬是在苦难中奋起拼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使今日之中国站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起点上，也使我们更有理由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更加坚定我们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心理建设”，需要更加清楚地认知我们的文化对人民幸福、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重要价值。“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充分而清醒的文化自信将支撑中华民族不断焕发新活力、开辟新境界。

文化自信：有底气的文化纲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战略性命题，尤其是文化自信的提出，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与启示性，体现了理论坚定与文化勇气，需要我们更多地学习与探讨、发掘与切磋，需要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有所回顾，有所总结，有所分析，有所展开。

       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面貌一新，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日益成为现实，也随着人们的文化饥渴与精神急需，迫切需要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实现更大的繁荣昌盛、转化发展，实现国家民族人民精神资源的最大化，使我们的文化事业取得与中国的国力、历史与国际地位更相称的创造与成绩。

       随着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的方针的确立，以文化支撑国家民族强盛的思想的引领，制度为本、传统为根、价值为魂的逻辑阐述，一系列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越来越体会到经济富裕的可望可攀、国防强大的可喜可期，而文化的昌明进步、成果丰硕、可亲可敬、可感可泣、直达人心，更是令有识之士壮心不已。 

中华民族玉汝于成，检验了中华文化的有效性

      何谓文化？广义地说，文化就是人化，是人类的创造、经验、成果积累的总和，而非自然原生态。文化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小到看不见摸不着，大到无时无刻、无处不有。人类带来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成果，都是文化。我们关切的一切，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面小康的实现、世道人心的优化，产品质量的完美，国际形象的塑造，无不期待着文化的培育与充实。马克思认为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中国传统的说法是“以文化人”，强调圣人以其先知先觉所言所行教化百姓，为民立极。毛泽东强调的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有效性，即一种文化能够吸引凝聚人民，被长期广泛接受，并为接受此种文化的群体与个体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提供更好的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前景，提供发展的成果与动力；同时又能提供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应变、纠错与自我更新能力。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百折不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珍惜与自信这样一个文化传统，对中国、对世界，对今天与未来都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因为中华文化从思想方法到日常生活，无所不包。同时它的基本精神、基本价值认同与思想方法、生活方式、风度韵味又是相当恒久的，自成体系的，经得起考验的。有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国学者在境外大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外国听众请他讲讲如何博大精深法，我们的教授则以“因为博大精深所以不可说”而最终没说出所以然。这样的做法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博大，它有恒久的精神、思路、风度与发展空间。中华文化忠奸分野的观念，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观念，沧桑盛衰聚散有常的观念，得民心得天下的观念，以及善有善报、和为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信念等至今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近百年来中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风雨，终能做出正确抉择，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可贵进展，往往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中起着深层作用。当然，传统文化曾经由于它落后于时代的种种“罪状”拖过前进的后腿，严重地苦恼过我们，最终却证明了它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发展转化，帮助也护佑中华民族知难而进，迎头赶上。

      应该看到，古老中华是以文化立国的。可能我们是太认定自己文化的优胜性了，我们并不过分着眼于族裔之分与强力之用。同时，我们的文化富有此岸性、积极性、精英性、美善性与亲民性，我们追求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经世致用。因此之故，在最危难的际遇下，我们没有失陷于虚无主义、神秘主义、消极颓废、悲观厌世。

       中华文化为政以德、修齐治平思想，性善论、天良论、良知良能论思想，形成了一种循环认同，具有从一而定、定之于一、一以贯之的特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使天命、人性、民心、道德、礼义、王道、仁政、世道串联合一，乃是文化立国同时并不否定权与法、兵与政作用的纲领宣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互为因果的说法，说明中华文化把政治、哲学、道德伦理、终极信仰、唯物与唯心全部打通。个人与群体、家与国、天与人、慎终追远与薪尽火传、自强不息与无可无不可、一的一切与一切的一、变与不变、混沌与清明……所有这些“浑一”，精神自足，颠扑不破。

       中华文化更是早就认识到了过犹不及，不为已甚，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法则，这也正是自信法则，它同时进一步定下了反对极端、分裂、恐怖的中庸理性基调。中华文化一方面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同时又强调“以柔克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民间的说法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即是审时度势、灵活应变、善用谋略，给人以足够的适应能力与选择空间。

      中华文化的这些基本观念，恰恰就体现了“自信”二字，是对道德与礼法的自信；是对人性、人心、人文、人道的自信； 是对天道、天命、天地、民心即天心的自信；也正是古代中华传承至今，饱经风雨雷电，虽乃旧邦、其命维新的自信。自古而今，我们与野蛮自信、愚昧自信、暴力自信、迷信自信、金钱自信、神权自信、种姓自信等等进行过斗争，最终，我们选择了文化自信！  

中华风度令人迷醉，是我们眷恋的精神家园

中华艺文提倡“道法自然”“造化为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讲究风骨、气韵、境界、器识，并将这些美学原则寄托于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中华文化还得益于汉语汉字的形象性、综合性与浑一性，有它特殊的感染力、表情性与微妙性。中原文化的优胜与各兄弟民族文化的多元，推动中华文化不断扩容、融和出新、绵延不绝。

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风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高瞻远瞩，凛然大义，塑造了一代代中华民族脊梁。与此同时，中华精英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动静咸宜，刚柔相济，儒道互补，乐山乐水，阴阳五行，琴棋书画，诗书礼乐，入山出山，方圆内外，大智大勇，素心内敛，进退有道，道通为一。

还有中华诗词、中华书画、中华戏曲、中华故事、中华园林、中华功夫、中华烹调、中华工艺、中华文物……这些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乐生惜生，代代相传，共同延续着中华价值观和中华智美，也为当代生活带来快乐，带来趣味。它们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氛围与自珍自赏的美好心愿的对象化、具体化，也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特有媒介。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丰富贡献了重要一极，它的魅力令人迷醉。

有一年笔者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的晚会上，听到合唱曲以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为歌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在那样的场合，想起历史上有过的繁荣与美好，感动得热泪盈眶。笔者著文称：“哪怕仅仅为了欣赏辛弃疾的诗词，下一辈子，下下辈子，仍然要做中国人。”此话引来不少读者共鸣，说读得涕泪交加，此之谓“精神家园”是也。

反省、革新与开放，正是传统文化生命力所在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样的诗句端庄诚挚、循旧图新。中华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也是饱经忧患的文化。我们经历了辉煌与艰难、停滞与突破、困惑与焦虑、危机与转机、纷纭与沉淀。尤其是中晚清以降，古老的中华遭遇了日新月异的西方工业文明，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与欺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获得了醍醐灌顶的洗礼，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找到了快速发展、通向现代化，同时符合国情、维护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是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有明显的不足、短板。不管多么好的文化传统，都怕陈陈相因。文化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使当下某些文化人对“文化自信”的提法感到困惑。他们非常了解历史上中国文人老生常谈的可悲。“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李白讽刺的读死书无用文人不在少数；“寻章摘句老雕虫……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也为呆板的学风感到悲哀。原地踏步就必然会出现老化、僵化、酱缸化腐变，早在唐代，天才诗人们已经痛感到这个问题。元明以后，中国势头明显不济。到清代《红楼梦》中记载的荣宁二府的状况，暴露了其时中华主流文化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多方危难。可以说《红楼梦》正是中华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孔孟主流文化出现危机的一个缩影。而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面对列强，中华文化现出了全面深重的焦虑感与危机感。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家王国维自沉，启蒙思想家严复也终入保皇一党，吸食鸦片而死，显现了文化危机的严重性。除了更新、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华文化几乎已经无路可走，这才有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与各种境外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只有不可救药的糊涂人才会在强调继承弘扬传统的时候反过来否定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潮涌动，百废待兴，我们的文化生活仍然经历了曲折与艰难。终于在今天，我们获得了重提文化自信、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转化与发展的空前历史机遇。

我们背靠的传统，曾经被激烈地批判和反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以它为基础的文化自信？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既有孔孟提出后被官方提倡的修齐治平、忠勇仁义；也有替天行道、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越拼搏；还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对阶级剥削压迫的指责。而这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山沟里成长壮大起来的理据。

我们更有新文化运动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思批判文化，那是知耻近乎勇的传统，是海纳百川的传统，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传统。

也正是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志士与人民的呼风唤雨、倒海移山，表现了中华文化“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雷霆万钧的革命性一面，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激扬历练，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挽救，得以激活。

还有以井冈山、长征、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传统，也是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这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就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比如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愚公移山、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统一战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支部建在连上，一直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无不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辉。

我们还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开放、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在完善成熟起来的传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一国两制……这些思想都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智慧与品质，是将中国带进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指南。

百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各界优秀人士、文化精英与广大民众，前仆后继，以极大的紧迫感奋斗图强，力求补上科学技术、大工业制造、国防自卫、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改革开放的课，追上全面现代化、全面小康、全面富国富民的世界步伐。这种不甘落后的奋斗热潮也使中华传统文化有了勃勃进取的空前扩容和发展创新。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古色古香、奇葩异彩、自成经纬，更在于它生生不息的活力，它的反思能力，它在多灾多难中锻炼出来的应变调适能力，它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精神，它的水滴石穿的坚韧性，它的接纳与深思的求变精神，还有它屡败屡战、永不言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精神。

敢于从善如流，敢于走自己的路

有人问，百年来，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科学技术、名词观念，我们吸取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中国人是不是已经“他信”胜过“自信”了呢？

文化不是物资也不是货币，它是智慧更是品质，是精神能力也是精神定力，它不是花一个少一个，而是越用越发达，越用越有生命力，越用越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它有坚守的一面，更有学习发展进步的一面，学习是选择、汲取与消化，不是照搬和全盘接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谁学到手就为谁所用，也就归谁所有，旧有体系就必然随之调整变化，日益得心应手。

文化也不是垄断性山寨性的土特产，它既有地域性，更有超越性与普适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无须追求来源的单一、唯一、纯粹。如果用产地定义文化传统与文化内涵，国人吃的小麦、玉米、菠菜、土豆……最初都是舶来品，连中餐都不是绝对的“中”了。再看日本，先学中国，后学欧美，已经大大发展了日本文化。美国更是移民国家，文化土产有限，但绝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的态度正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改革浪潮，但是那些了解中国的西方政要和学者，如撒切尔夫人、布热津斯基等，唯独看好中国的改革；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更是直言：中国可以实现跨越，“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着成为21世纪第一流的国家稳步前进。”他们赞赏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与应变康复能力。他们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坚韧灵活，看到了既独立又开放，善于以退为进、转败为胜。果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亡党亡国之路，没有辜负革命的先辈与国人的希望，也没有辜负国际人士的高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自己就更没有理由反过来嘲笑我们百余年来东奔西闯、披肝沥胆、改革开放、旧邦维新、发展变化的大手笔了！

文化一经吸收采用，必然与本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们当然是中华文化而不可能是什么其他文化。孔子早就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甚至孔子宣告，他与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等不同，叫做“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而孟子干脆明确孔子是“集大成”者，是“圣之时者”，说明圣者也要追求现代化、当代化。

我们主张文化自信，不是说只有中华文化是优秀的。《礼记》早就告诉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尚书》的说法是：“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我们从不认为自身足够完满。我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文化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我们必须重视、珍惜中华文化长久而又丰富的历史存在，重视它为我们当代快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越是经济全球化，越是西欧、北美取得了人类文化某些优势甚至主流地位，我们越要加倍珍惜自己的文化成果，越要思考为何或异其趣的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参照作用越来越大。我常说，拒绝现代化，就是自绝于地球；而拒绝传统，就是自绝于中华本土，自绝于中国国情，自绝于中国人民，自绝于更有作为的可能。

是传统的复兴，又是全新的开辟

强调文化自信，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目前兴起的“传统文化热”，不是汉唐明清人在讲文化自信，而是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讲文化自信；不是孔孟，也不是秦皇、汉武、康熙、光绪讲文化自信，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讲文化自信；不是在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或者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时的胡言乱语，而是在历尽艰难、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形势下的坚定认知。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化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是历久弥新、不信邪、敢走自己的路的传统。我们绝不妄自尊大，更无需自我较劲、妄自菲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化是有机整体，所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难以做到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却过于悲观。毛泽东同志强调对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那么，如何判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要点有三：一看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二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三看是否符合人类文明共识。例如“二十四孝”，在今天绝对不可以不加区别地宣扬，“埋儿奉母”，发生在今天不是“孝”，而是刑事犯罪。除了这些明显的封建糟粕，还有一些借传统文化热而借尸还魂的落后的习惯和意识，这些都应被我们视为糟粕而加以摒弃。

近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无日不在为使传统走出窠臼而苦斗，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在探索一条以传统为基石、以中华复兴为目标的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是传统的复兴，又是全新的开辟。这就叫继承弘扬，同时这就叫创新发展。

文化建设有它的复杂性、细致性与长期性，不能简单化、片面化，更不能急躁突进。现在我们还存在着将传统文化的弘扬形式化、皮毛化、消费化、口号化、表演化、煽情化、卖点化、圈地化、抢滩化的苗头。在文化自信问题上，传统与现代、普及与提高、学习与消化、叹赏与扬弃、继承与发展，须相得益彰、互补互证、不可偏废。我们期待的是更多的针对文化课题的认真分析、讨论、推敲，期待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入手，把文化自信与提高我们的文化学养结合起来。

我希望当今有识之士共议文化，弄清中华传统文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取向，弄通中华智慧与中华谋略的特色，打通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关系，还要结合实际工作，结合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提升我们的文化事业与文化生活水准，提升我们的理论思考分析辨别能力，使我们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积淀、文化品格、文化精神不但得到推动与鼓舞，更得到丰富与提升，从而让我们文质彬彬，从容自信！

（作者为文化部原部长、作家）